此次生态文明入宪就是典型例证。
《行政诉讼法》第13条明文规定法院不受理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提起的诉讼，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是典型的政治行为，可见，在行政诉讼中也隐含着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唯有如此，才能从理论指导和制度实践两个维度，推动合宪性审查工作逐步走向深入。
[39]尽快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不仅是为了助推合宪性审查发挥应有的功能，也是规范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的客观要求，防止宪法解释无章可循。总体而言，合宪性审查不完全等同于以往提出的宪法监督制度，合宪性审查具有自身的理论属性和本质特征，同时，这一制度的构建还需要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宪法解释是宪政运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宪制生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充分表明党希望以法治思维化解执政过程中面临的各项难题，合宪性审查恰好体现了以法治方式解决违宪问题的初衷。[19]如果不能坚守这一原则，可能导致合宪性审查制度肇始之际，就面临大量的关于敏感政治问题的审议，使这一制度在萌芽状态即面临夭折的风险。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合宪性审查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违宪问题，目的是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制度功能是推进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价值要求的实现。[15] 李忠夏：《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载《法学家》2014年第5期。
[44]在人类发展史上，与自然经济阶段相适应的人际关系表现为长幼等差、男女有别的宗法关系，表现为人身依附和屈从，表现在家族和宗法中，就是要求子从夫、妻从夫、家从族。美国是权利本位主义观念比较盛行的一个国家，法律运行体系有着对权利本位执着的理念信奉和深刻的路径依赖。[33] 按照著名宪法学者苏吉特#8226;乔德利的观察，《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的民族建构功能主要体现在规制性和建构性两个方面。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学科立场、学科定位、研究范式出发，凝练这一概念的内涵，框定这一概念的外延。
[29]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法律职业人内部视角的一种批判，因为正是这种视角在鼓励人们用权利术语讲述所有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事物的同时，放纵着人们对于责任的习惯性缄默。在这个问题上，结构主义内部也存在着分歧。
我们知道，影响深远的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又称米兰达权利）的诞生显然不是米兰达本人追求的结果。孙志刚之死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其以生命为代价换来国人上下对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的思考，也是同样的道理。[18] Akhil Amar, Some Comments on The Bill of Rights as a Constitution, 15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99-100(1992). [19] Ronald Dworkin, Rights as Trumps, in Jeremy Waldron ed., Theories of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3-167(1984). [20] Akhil Amar, The Bill of Rights as Constitution, 100 Yale Law Journal 1131,1136-1137 (1991). [21] Ashutosh Bhagwat, The Myth of Rights: The Purpose and Limits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10(2010). [22] Robert George, Natural Law, 31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171, (2008). [23] Gordon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61(1998). [24] Jack Rakove, Declaring Rights: 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2(1998). [25] Akhil Amar, The Bill of Rights and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101 The Yale Law Journal 1193,1261(1992). [26]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冯克利校，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基本法》第19条第2款规定，基本权利之实质内容绝不能受侵害。
[49] 姜峰：《宪法权利：保护个人还是控制国家？》，载《读书》2014年第4期。[48]不可放弃的法理在于基本权利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道德条件。1991年，耶鲁法学院教授阿基尔#8226;阿玛发表了《作为宪法的权利法案》一文，试图证明：既然作为政府组织法的宪法正文同时也是一部权利法案。马克思把社会发展划分为三种形态：以人对人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形态，以人对物依赖性为基础的形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人形态。
[2] [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40]不难看出，上述偏重传统社会学视域的、取狭义社会资本概念的研究体现了上述社会学学者在研究领地问题上的自我约束。
如果说前者的研究是主要是基于法学和政治学的，那么后者的研究则是基于社会学的。关于第一个问题，结构主义者主张制宪时代有着迥异于现代人的基本权利观念，其时的基本权利在性质上是政治性的、集体性的、公共性的，是美国人民与残暴的母国政府抗争的产物。
物质资本会由于拥有者的使用而减损，但作为社会资本的基本权利如果不使用，那就意味着无价值输出，反而是越使用越增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基本权利确实对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重构发挥着重要价值。[5] 秦奥蕾：《基本权利体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9页。[45]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在这样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中，社会资本主要就是建立于血缘、族缘、乡邻关系基础之上的。[52] 当代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资本正在消蚀而现代性的社会资本尚未完全建立。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格拉诺沃特（Granovetter）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很快就风靡盛行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
但同时主张，基本法绝非一价值中立之宪法秩序，而更系于宪法基本权利篇章中确立一客观价值秩序者也。加拿大为应对魁北克问题，就赋予了基本权利以民族国家建构价值，意图通过一部权利法案有效化解魁北克的民族主义分离倾向，从而完成加拿大民族国家的建构。
比如，有学者将其分为自身价值和工具性价值。[36] Government of Canada, Federalism for the Future, Ontario: The Queens Printer,10(1968). [37] Alan Cairns, Barriers to Constitutional Renewal in Canada, in Reconfigurations: Canadian Citizenship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218(1995). [38] 赵延东：《社会资本理论述评》，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而超越政治国家，从一般社会看，基本权利又会成为一种社会资本，为现代社会的整体统合与沟通协调提供基本资源。第6条第2款规定：每一个加拿大公民和具有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人，都享有下述权利：（甲）迁往任何一省并在其地设立居所。
这一点很好地体现在了美国的宪制中。不过，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原旨主义宪法解释方法兴起以及共和主义政治思想回潮的影响，美国知识界开始向权利本位主义发起挑战，试图对其进行反思和解构。文章来源：《法学论坛》2018年第2期 进入专题： 基本权利 价值多重性 。[40] [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
在当下的法学教科书中，权利可以自愿放弃可能属于权利哲学的基本教义之一。只不过，其对基本权利价值的讨论是从应然层面展开的，也就是说其所谓的宪法基本权利乃是被剥离了具体实在法语境的、被一般抽象化了的。
这一点在德国从法治国向社会法治国的演化中有着直接的体现。第2款规定，因此，德意志人民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让与之人权，为一切人类社会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础。
从本质上讲，权利法案、第十四修正案与宪法中其他的结构性条款一样，是对政府权威以及政府权力之行使设置的具体且有限度之约束，只不过前者是特别限制，后者则是一般性限制。摘要: 在处理宪法与基本权利的关系问题时，既应坚持宪法价值围绕基本权利这一中心展开，又要超越这一中心建构二者关系。
南北战争是美国宪政史的一道分水岭，是阿克曼意义上的有别于常规政治过程的宪法时刻。注释: [1] 当代美国的权利本位主义者（rights foundationalists）认为宪法首先关注的是权利保护，拥有权利能够压倒民主机构为了集体福利而采取的立法决定。这也再次说明，基本权利的各项公共价值不是截然分开的，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囿于法律传统、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不同有所侧重罢了。其实，自1930年代加拿大获得事实独立后，联邦政府一直致力于弥合民族矛盾。
[46] [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内部视角是建立在基本权利是当事人的主观（subjective）、私性（private）和个体（individual）权利这一预设之上的。
二是保护公共价值，此价值通过向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施加保护义务予得以维护。[48] 在耶林看来，权利是不得随意放弃或转让的，因为抵抗不法是义务，是权利人对自身的义务——因为它是道德上的自我保护的命令，同时它是对国家社会的义务——因为它是为实现法所必需的。
进而认为基本权利的价值就是一元的、私性的。而美国宪法在上述两个方面都违背了权利本位主义的基本主张。